巴西博彩業近年來的合法化引發了諸多全新的法律問題。博彩在中國大陸作為被全面禁止的違法產業在國外不同的政治、曆史、法律背景下或許會有完全不同的市場環境和發展前景。
而在巴西，博彩作為最近剛剛合法化的產業，在諸多方面必然會存在法律模糊，各州之間在實踐中也會有所偏差，新法規出台引發的合規問題也值得我們關注。
哪些行業是巴西現行博彩法規範的對象，又有哪些企業或行業可能會被歸類到博彩中來呢？
一、巴西博彩合法曆程
巴西博彩發展史與其社會變遷、政治博弈及經濟需求緊密交織，呈現“禁止—開放—再禁止—再開放”的迴圈特徵。此次合法並非是巴西歷史上首次放開博彩行業。
16世紀葡殖時期出現混合文化博彩；1822年獨立前首張官方彩票用於籌建醫院；獨立後佩德羅一世將彩票收入（占財收3.2%）投入軍費；19世紀咖啡經濟催生地下賭場，遭天主教勢力《反道德墮落法》壓制未果；1930-1946合法化浪潮後，1946-1993軍政府嚴打僅存邊境地下賭場；1985民主化後經曆三次立法提案（2004/2011/2014），最終在2018年在法律層面上實現合法化。
2023年《第14.790號法》確立全國框架，開放線上體育博彩及旅遊區賭場，聯邦壟斷彩票、賓果合法，禁止街頭老虎機及非法平台，發放35個十年期線上牌照（2024已發27個）。
2024年修案允許亞馬遜、南裡奧格蘭德州試點實體賭場，同年簽署《南共市博彩監管備忘錄》共用黑名單打擊跨境洗錢，並通過《OECD稅收協議》自2025年起跨境追蹤博彩企業收支數據。
二、政府在博彩產業中扮演的角色
博彩產業毫無疑問為巴西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利益與收益，僅2024年一年稅收總額就已經超87億雷亞爾，約合17.4億美元，占政府總收入0.093%，比之2023年全面合法前增長約四倍。
政府在獲得巨大利益的同時也不斷在整個博彩產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推動的各項措施試圖從宏觀層面對整體博彩行業實施管控，提高稅收的同時，儘可能降低公民成癮問題，但實際操作中，引發了許多經濟和法律及倫理問題。
（一）政府監管
巴西政府通過《第14.790/2023號聯邦法》及後續修正案，構建了全球最複雜的博彩監管體系。巴西對博彩產業的監管是“嚴格形式認定+動態實質審查”的雙重特徵，既注重形式合規，也通過司法判例拓展實質邊界。財政部下屬國家博彩管理局（ANJ）負責牌照發放與跨境業務監管，除此之外所有博彩產業強制接入央行即時支付系統（PIX），數據本地化存儲，這就是“嚴格形式認定”，對執照，接入賬戶等有明確的規定與監管；各州經濟廳同樣也設有博彩監察局，監管實體場所。
對於賭場，賭場收入應政府要求，需強制推行區塊鏈稅務系統（BT鏈）和AI稽查，逃稅檢測率升至89%，博彩產業還需將其營收的0.2%用於防成癮基金並強制播放戒賭廣告；政府還強制要求所有賭場必須安裝神經檢測系統和生物識別系統，並自費承擔購買與安裝費用。
儘管巴西政府從稅收、數據執照、系統等多方面下手對賭場和整個產業進行監管，但在具體實施中，仍不斷出現各類重大的問題。
以上述所提到的措施為例：
以區塊鏈稅務系統為例，聖保羅州採用 Hyperledger Besu（以太坊企業版），數據以JSON格式存儲；裡約熱內盧州則使用 Corda（R3聯盟鏈），數據為二進位流；巴伊亞州自研 BChain，採用Protobuf序列化協議，而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監管介面也不統一，各州鏈上監管API（如用戶身份驗證、交易上報）標準各異，企業需分別對接，這樣所導致的後果就是跨州運營的博彩企業被迫開發多鏈適配器（Multi-Chain Adapter），中小企業技術成本飆升30%-50%。
其餘兩個案例也存在類似的企業成本問題或數據安全問題，巴西政府解決了目標問題的同時又再一次引發了全新的商業難題和法律問題。
（二）公民監管
上文提到巴西政府要求各博彩產業強制安裝的神經檢測系統和生物數據驗證系統就是對公民監管的一部分，巴西政府以高科技系統對所有玩家進行判斷，這兩套系統可以通過比對國家資訊庫，以攔截未成年人冒用身份的情況發生，以及通過檢測玩家的生物狀態資訊，如“瞳孔是否擴大35%，心跳是否高於120次/分鐘”等資訊以判斷玩家是否進入了成癮狀態。
巴西政府強制要求所有線上博彩平台接入國家博彩數據平台，截至2024年為止，該系統已覆蓋巴西超98%的賭場，已達到即時分析玩家投注頻率、金額、時間等30多項指標；同時AI系統會即時檢測玩家單日投注額及面部活體雙重識別認證。
而對於博彩支付通道與消費上限，巴西政府同樣做了非常嚴格的規定，所有現金以及信用卡支付都是違法的禁止行為，所有支付必須通過中央銀行的DREX系統支付。
但是，巴西政府的高新技術引入，不僅造成了資訊安全隱患，還造成了嚴重的法律倫理問題，將人的所有資訊物化為被採集的電子訊號，在亞馬遜州已經引起了人格權訴訟案，巴西政府對不論是產業社會的宏觀管控，還是對玩家個人的監管，並沒有很好地達到他們的預期，博彩法仍留有巨大的空白。
三、結語
巴西博彩體系法律監管本質是一場 “以演算法正義取代社會共識” 的激進實驗其雖在短期內壓縮了顯性社會成本卻埋下更深層的治理危機：
·當技術監控無差別滲透至神經反應與私人消費，公民權利讓渡的邊界何在？
·當“戒賭”從醫學概念異化為行政標籤，誰有權定義正常與病態的閾值？
答案或許不在現有政策工具箱內，而在技術理性與人性尊嚴的永恒博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