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是全球為數不多賭場合法化，並由國家主導賭場的國家，而與之並行的，是一個年產值超千億披索的傳統娛樂，鬥雞。
在這裡，賭博不是見不得人的地下灰產，而是寫進法律、貢獻稅收、驅動就業的合法產業。
那麼，賭博是怎麼在菲律賓變成合法生意的？
1970年代，在當時的菲律賓，賭博還是非法的。
賭場、地下賭坊、私營鬥雞場，都處於灰色地帶。地下暗湧流動，滋生腐敗，難以監管。
1977年，時任菲律賓總統老馬科斯頒布總統令，成立菲律賓娛樂與博彩公司（Philippine Amusement and Gaming Corporation）也就是PAGCOR。
這是一個極具特色的機構，同時身兼監管者、經營者與稅收上繳者三重角色。
PAGCOR的設立有4個主要目的：
1.打擊地下非法賭場，將賭博陽光化
2.將賭資收入納入國庫，增加政府財政
3.以博彩收入支援“國家社會發展項目”
4.推動菲律賓成為“亞洲娛樂中心”，吸引外資與觀光客
比如以下這3家賭場，都是由PAGCOR直接領導的國有賭場。
馬尼拉館（Casino Filipino Manila Bay），宿務館（Casino Filipino Cebu），達沃館（Casino Filipino Davao）這是棉蘭老島最大的賭場。
從這一步起，菲律賓走上了一條獨特路徑：國家自己開賭場，自己發牌照，也自己抽成。
此後40年間，PAGCOR陸續開放了直營賭場以及給外國資本的特許賭場，並將政策從控制轉向發展。
進入2000年代後，博彩政策明顯鬆動。阿羅約（Arroyo）政府時期推動了多項博彩區域建設項目，設立娛樂城（Entertainment City）概念，推動賭場觀光綜合體。
而老杜任內更大力引入菲律賓離岸博彩（POGO）模式，允許中國玩家遠程參賭，帶來大量外匯。
2020年疫情爆發，線下賭場被叫停，PAGCOR迫於多方壓力，同意發放本地線上博彩牌照，開始割本地韭菜允許服務菲律賓本地玩家。
截至2023年，菲律賓境內已擁有9個國家直營賭場、45個特許經營賭場、數十家電子遊戲廳，賭場營業額突破千億披索規模，為國家提供了大量財政收入。
根據PAGCOR公布數據：2023年菲律賓博彩產業總收入達2850億披索，其中PAGCOR上繳國庫的淨收入約為700億披索，博彩產業提供直接與間接就業超過20萬人。
這場由政府主導的賭博國家化實驗，進入全速推進階段。
賭場是現代合法賭博，而鬥雞，就是菲律賓社會最根深蒂固的一種傳統賭博。
鬥雞（Sabong），在菲律賓是一種跨越階層、城鄉皆有的娛樂方式。每逢節慶或周末，鬥雞場都人聲鼎沸，圍觀下注，已成為一種民俗日常。
鬥雞開始前，賭徒們開始下注，只有3種結果，左邊贏，右邊贏和平局。看到雞腳上綁的刀片麼？那上面塗了毒藥，只有一隻雞能活著下來。
一般來說，合法的鬥雞場只有節慶和周末才被允許營業。
2020年疫情封鎖期間，一個新形態興起：電子鬥雞（e-sabong），即通過網路平台下注直播鬥雞。
這不再受場地限制，也不需人群聚集，一部手機就能下注。這種模式一夜爆紅，迅速形成龐大產業鏈。
電子鬥雞在2021年的合法稅收就達到32億披索，整個鬥雞產業（含養殖、飼料、賽事、平台）年產值估計超過1000億披索，高峰期，單場鬥雞可吸引超過50萬人次線上觀看下注。
但迅猛發展的背後，是失控的風險。電子鬥雞引發了大量債務、自殺、乃至“鬥雞失蹤案”醜聞。2022年，老杜政府緊急叫停全國電子鬥雞。
當然，只是電子鬥雞被禁，線下鬥雞是不可能消失的。
賭場與鬥雞，確實帶來了財政收入、就業機會與觀光流量，但它們也撬動了一個更深層的社會問題：窮人的娛樂，富人的投資。
在大馬尼拉區，賭場帶動地產開發、酒店興建、奢侈品牌進駐。
岡田馬尼拉（Okada Manila）是菲律賓規模最大的綜合度假村之一，其博彩業務在近年來呈現顯著增長態勢。在2022年，岡田的博彩總收入達到343億披索。
而在鄉鎮和貧困地區，鬥雞則往往是工人、農夫最主要的娛樂方式，也常常是他們負債的起點。
值得警惕的是，國家在鼓勵博彩產業的同時，並未有效建立起“成癮防護，債務監管”機制。多數收入低階群體缺乏金融知識、容易沉迷賭博，而這部分風險，最終由家庭和社會承受。
PAGCOR宣稱，博彩稅將用於社會發展，但，貧困地區的公共服務並未明顯改善。
在東南亞，菲律賓是最早大規模推動賭博合法化的國家，也是唯一由國家主導賭場運營的政體。
這讓菲律賓在博彩財政上確實有了額外收入，但也將其帶入一個政策與倫理之間長期拉扯的灰色區間。
賭博國家化，是一場還未翻牌的長期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