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泰国、缅甸等多国司法机关持续高压打击的背景下，仍有部分人员选择前往缅甸从事电信诈骗活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多重复杂因素的叠加。

一、经济利益驱动：高薪诱惑与生存压力

1.欺骗性招聘与“暴富”承诺

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媒体、熟人介绍等渠道，以“高薪工作”“低门槛入职”为诱饵，吸引求职者。例如，承诺月薪数万元从事“客服”“技术”等轻松工作，实则强迫受害者参与诈骗活动。部分人员因经济困难或对收入不满，铤而走险接受此类“机会”。

肯尼亚受害者詹姆斯被诱骗至缅甸从事加密货币诈骗，拒绝后被虐待；类似案例中，许多受害者因债务或失业陷入困境，被迫接受诈骗团伙的条件。

2.犯罪产业链的暴利支撑

据估算，缅甸电诈产业年诈骗金额高达几十亿至上百亿人民币，形成庞大利益链。即使面临打击，部分参与者仍认为“高风险高回报”，尤其是底层成员通过完成诈骗任务获取分成。

二、缅甸的特殊环境：犯罪温床与执法真空

1.政局混乱与地方武装割据

2021年缅甸军事政变后，国内陷入长期冲突，地方武装控制区（如果敢、妙瓦底）成为犯罪集团的“避风港”。这些区域缺乏有效政府监管，犯罪活动（如电诈、毒品）与地方势力形成利益共同体，甚至受到武装保护。

仅缅泰边境的妙瓦底就有上百个诈骗园区，每天超10万人从事电诈活动。

2.跨国执法难度大

缅甸部分地区主权归属模糊，跨境抓捕需依赖国际合作，而地方武装与犯罪集团勾结，常阻挠执法。例如，中国警方需通过外交途径协调缅甸军政府移交嫌疑人，过程耗时且存在不确定性。

三、犯罪网络的适应性与转移能力

1.据点转移与技术更新

高压打击下，电诈团伙采取灵活策略。例如，泰国切断缅甸妙瓦底的电力后，犯罪集团迅速将设备转移至柬埔寨波贝，并利用老挝、泰国边境的薄弱环节重建据点。这种“打一枪换一地”的模式使打击效果难以持久。

2.洗钱渠道的隐蔽性

诈骗资金通过境外合法金融体系洗白，涉及虚拟货币、跨境贸易等手段。中国对境外人民币流通控制权的缺失，使得资金追踪和冻结困难，犯罪收益得以留存。

四、个体认知偏差与法律意识薄弱

1.侥幸心理与脱罪借口

部分参与者存在“法不责众”或“被动参与”的侥幸心理。例如，声称“被骗至缅甸”“被迫从事诈骗”，试图逃避法律制裁。实际上，多数人清楚犯罪性质，但为利益选择冒险。

调查显示，95%的缅北电诈参与者为自愿加入，仅少数真正被胁迫。

2.反诈宣传的局限性

尽管中国推出国家反诈中心App、预警短信等措施，但部分群体（如低收入者、青少年）仍易受诱惑。诈骗团伙针对不同人群设计话术，例如以“海外务工”“跨国婚恋”为幌子，降低受害者警惕性。

五、社会经济结构与区域不平衡

1.国内就业压力与贫富差距

部分欠发达地区就业机会匮乏，年轻人面临“低学历、低技能”困境，电诈团伙提供的“高收入”成为吸引力。例如，云南边境地区部分人员因生计问题参与偷渡和犯罪活动。

2.灰色产业的路径依赖

在缅甸部分区域，电诈已成为支柱产业，吸引大量外来投资（如园区建设、设备采购）。当地居民甚至将电诈视为“谋生手段”，形成恶性循环。

治理难点和解决方法

1.加强源头治理

完善就业扶持政策，针对高风险群体开展精准反诈教育。

2.深化国际合作

推动与东盟国家的联合执法，建立跨境资金追踪机制，削弱犯罪网络的经济基础。

3.技术赋能打击

利用区块链、AI等技术监控异常资金流动，提升洗钱行为识别效率。

4.法律震慑与柔性劝返结合

加大对组织头目的刑罚力度，同时对底层参与者提供自首从宽政策，分化犯罪集团。

结语

缅甸电诈问题的顽固性，本质是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失衡、治理漏洞与人性贪婪的综合产物。唯有通过多维度治理、国际合作与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瓦解这一犯罪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