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菲律宾华商郭从愿及其司机阿玛尼·帕比洛遭遇绑架并被杀害。郭从愿之死，引发了菲律宾华人社会对有组织犯罪渗透的集体忧虑。
这一切并非偶然。自2016年起，菲律宾政府推动网络博彩合法化。而身份管理的混乱、法治的薄弱、腐败与各级官僚体系各自为政的现实，共同为外来资本和跨国犯罪打开了方便之门。
2025年4月9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东北方向一个多小时车程的黎刹省罗德里格斯镇（Rodriguez），一位当地居民在一处偏僻草丛中发现了用尼龙袋包裹的两具尸体。尸体的脸部缠绕着胶带，手臂和胸口布满勒痕，身上仅穿着内衣，头上沾满鲜血。随后赶到的警方发现，两名死者分别是菲律宾华商郭从愿（Anson Que，又称Anson Tan）和他的司机阿玛尼·帕比洛（Armanie Pabillo）。
两人最后一次被外界看到，是3月29日，郭从愿乘坐帕比洛驾驶的黑色雷克萨斯轿车离开他位于瓦伦瑞拉市的办公室。根据菲律宾警察总署调查，两人原本要在3月28日前往布拉干省梅卡瓦延（Bulacan Meycauayan）的一栋房屋，和一名中国籍女犯罪嫌疑人会面。但实际会面延至3月29日才进行。29日后，没有人再看见过两人。
《菲律宾商报》报道，3月30日，郭从愿的家人在微信上收到绑匪消息，对方要求支付2000万美元的赎金，以换取郭从愿的性命。家人随即向菲律宾国家警察局反绑架大队（AKG）报案。郭的家人称，他们分三次向绑匪共支付了总额高达2.1亿比索（约超2600万元人民币）的赎金。但郭从愿仍然没有音讯，直到4月9日尸体被发现。
4月18日，菲警方在巴拉望岛逮捕了两名菲律宾籍犯罪嫌疑人理查多·奥地利（Richardo Austria）和雷马特·卡特奎斯塔（Raymart Catequista）。次日，一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戴维·谭·廖（David Tan Liao）向反绑架小组自首。
经过菲律宾司法部的初步调查，三人被指控“绑架勒索致人死亡”。卡特奎斯塔负责看守郭从愿和司机遭挟持、禁锢并最终遇害的房屋。戴维·谭·廖租用该房屋，他曾在3月29日进入便利店购买湿纸巾和塑料袋，疑似用于擦拭受害者车辆上的指纹，随后将车辆弃置于奎松市（Quezon）。警方称，案发现场共有五名犯罪嫌疑人，另有两名中国籍主脑在逃，分别叫乔宁·林（Jonin Lin）和龚雯莉（Gong Wenli，音译），两人“在受害者遭囚禁期间全程在场，和已经落网的嫌犯戴维·谭·廖共同行动”。
5月17日，在菲律宾长滩岛的一家豪华酒店，中国籍犯罪嫌疑人龚雯莉被捕。警方称，被捕时，一位身份是“美发师”的中国籍男子吴某正准备用一个金发头套帮龚雯莉乔装打扮。
警方将龚雯莉视作这起绑架杀人案的“关键嫌疑人”：正是她负责将郭从愿约到布拉干省梅卡瓦延的公寓，实施绑架，并在绑架后和家属联系赎金事宜。根据其供述，龚雯莉以买房为由，约郭从愿见面，将其控制后，用郭的手机和家属联系进行谈判，之后将赎金兑换成加密货币。
菲警方透露，郭从愿家人支付的赎金先以比索支付给两家赌场中介公司——九王朝集团（9 Dynasty Group）和白马俱乐部（White Horse Club）的电子钱包账户，然后一部分被兑换成美元，再兑换成加密货币USDT（泰达币），其中大部分金额（总额超过136.5万美元，约7558万比索）已通过位于柬埔寨的金融平台Huione Pay（汇旺App）账户提现。汇旺App的总部设在柬埔寨金边。就在今年5月，美国财政部以“汇旺App”涉嫌洗钱为由，禁止美国公司为其开设或维护代理银行账户，以禁止其进入美国金融系统。美国财政部下属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部门（FinCEN）表示，“汇旺App”涉嫌为包括“杀猪盘”诈骗在内的一些组织的巨额加密货币进行洗钱，但“汇旺App”否认该指控。
截至5月11日，菲律宾国家警察局反网络犯罪小组（ACG）表示已在境外发现了价值20.59万美元（约1140万比索）的加密货币，并将其冻结，但至少140万美元的赎金都已从柬埔寨提现。
5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菲警方说，接下来的任务重点是追踪和追回赎金，并调查出“谁是最后的收款人”。
自去年开始，菲律宾屡次发生针对华人的绑架杀人案。去年1月，居住在德国的中国籍男子和一名奥地利华人受邀前往菲律宾进行商务考察，抵达后即被绑架。家属在支付了约130万元人民币的赎金后，两人失联至今。绑匪要求家属使用数字货币支付赎金，并通过微信进行威胁和勒索。去年6月，供职于中国医疗器械企业的一名中国籍男子和一名美籍华人收到自称为“李娜”的经销商的邀请，在前往菲律宾洽谈业务时被绑架杀害。犯罪嫌疑人本名陈妤瑄，来自中国台湾，后在韩国被捕。
和这些遇害者相比，郭从愿是菲律宾华人社会的头面人物，他的遇害尤其令菲律宾华人社会震惊。
公开资料显示，郭从愿1957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的一户普通农家，小学毕业后辍学回家务农。28岁时，郭从愿来到菲律宾，进入一家钢铁公司打工，每天搬运钢材、清理仓库。他从基层起步，在掌握钢铁经营的规则后，于1990年离开企业，创办了自己的钢铁贸易公司Ellison Steel。
郭从愿赶上了时代的机遇。1992年上台的菲律宾总统菲德尔·拉莫斯（Fidel V. Ramos）与菲南部的激进组织和解，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还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外资投资的经济开放与改革举措。随着业务扩展，郭从愿的商业版图延伸到了房地产、矿业、养殖和餐饮等多个行业，其中钢铁业务遍布东南亚。
郭从愿遇害后，他被媒体冠以“钢铁大王”的称号，但《菲律宾商报》执行总编辑蔡友铭告诉本刊，郭从愿主要涉足钢铁贸易而非生产，规模并不及其他华裔钢铁制造商，因此菲律宾华人社会很少将他称为“钢铁大王”，而更多地称他为“侨领”。他提到，郭从愿在马尼拉的粤菜餐厅很受欢迎，菲律宾华裔社区常常在那里聚会。
一名接近郭从愿案的消息人士告诉本刊，在菲律宾，绑架不是公诉罪，因此若被绑架的受害人或家属不愿意出来作证，没有原告，很难证明绑匪的罪行，警方就可能会释放绑匪。以往华人被绑架后，为了增加警方的积极性，推动破案，在菲华人都会组织捐款作为悬赏资金，而郭从愿遇害后，华人社区筹集的捐款数额尤其大，“如果没有这笔钱，警察可能就没有破案的动力，因为作案者和受害者都不是菲律宾公民，他们认为，你们中国人之间的事情，为什么要我们菲律宾人来解决？”
郭从愿的中国公民和侨领身份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警方对案件的调查。这名消息人士说：“郭从愿今年3月出席过福建省政协会议，因此中方公安部门、中国驻菲大使馆都非常重视这个案子。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Marcos Jr.）也发表声明要求破案，各方压力之下，郭家又提出赏金，警方就很积极（破案）了。”
在涉及菲律宾的新闻中，针对“华人”的绑架勒索案并不是件新鲜事。蔡友铭对上世纪90年代初自己上中学时的治安局面记忆犹新。“那时候几乎每隔一天都有一桩针对华人的绑架案。父母禁止我们去同学聚会，不让我们出去玩，放学以后必须马上回家，不能到处乱跑。社会上的谣言和假新闻也很多，搞得人心惶惶”。
蔡友铭说，他的一位家人也曾在放学途中被绑架，“绑匪确定目标前会跟踪多时，会根据你上学乘坐的车来判断你家的财力。如果绑架了一个孩子，绑匪会和你套话，问你家是做什么行业的，再判断应该勒索多大数额的赎金。绑匪多会先说一个很大的数字，再通过谈判确定具体金额。”蔡友铭说。
1992年，菲律宾国家警察局统计的绑架案数据是上半年共30起，但警方估计每周都有平均10起“未被报案”，其中90%的受害者是华裔。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菲律宾研究中心主任代帆告诉本刊，那时菲律宾社会出现的绑架潮主要针对的是华人群体，是20世纪上半叶动荡年代期间，或者更早以前抵达菲律宾并且扎根在此的。上世纪90年代，华裔仅占菲律宾人口的1%，但控制了该国500强企业中的三分之一。
有钱，又是少数族群，使菲律宾华人成为犯罪分子眼里的高回报目标。华人社会组织“恢复治安运动”（MRPO）领导人洪玉华（Teresita Ang See）说，当时针对华人的绑架是一种“完美犯罪”：华人不报警，不与警察合作，每个被绑者家属都会付钱，付款速度也很快。
当时，华裔们过起了“防御性生活”：避免和陌生人来往，筛查自己的员工，减少夜里出门；马尼拉唐人街所在的岷伦洛（Binondo），商店傍晚五六点就关门歇业，华人将年幼的孩子送到新加坡等国留学，没有让孩子出国的家长则限制孩子前往商场、电影院等娱乐场所。
但这些做法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解决治安问题仰赖的执法力量本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洪玉华在《恢复和平与秩序，捍卫人权与人类发展的菲律宾经验》一文里写道，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的独裁统治在1986年被推翻后，曾在军事戒严时期（1971年到1986年）被优待的军队和警察系统权力被削弱，他们赚取外快的机会不再。1995年警察管理办公室的一份内部报告称，当时一级到三级警官中有6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于是，警察逐渐成为犯罪组织的一部分。1992年，时任总统菲德尔·拉莫斯解雇了国家警察局局长塞萨尔·纳扎雷诺（Cesar Nazareno），原因便是其手下的高级警官涉嫌参与绑架、赌博和其他犯罪活动。华裔律师蔡威廉（William Chua）用一句话总结菲律宾“警匪勾结”的程度：“在纽约，警方对绑架案的反应时间为七分钟；在伦敦，警察只需三分钟就能抵达现场；菲律宾的警察反应速度是最快的，犯罪发生时，他们就能到达现场。”这也是为什么马尼拉成为举世闻名的“绑架之都”：20世纪90年代中叶，哪怕是在“阿布沙耶夫组织”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不断制造分离主义和激进主义武装活动的棉兰老岛（Mindanao Island），每年发生的绑架案都没有首都地区多。
1993年1月，15岁的华裔女孩夏玲（Charlene Mayne Sy，音译）在上学途中被绑架，在解救行动中被绑匪主谋当成“人盾”，在警方与绑匪的交火中被射杀。夏玲之死使菲律宾华人意识到，必须主动争取自己的安全和权益。洪玉华组织起“恢复治安运动”，领导华裔民众在岷伦洛举行了声援夏玲的游行和罢工罢课活动，那场游行队伍蔓延了10公里，有2万多人参加。人们印制了10万张写着“夏玲之后，下一个是谁？”的海报，举在人群中，贴在车上、商店门口，希望菲政府采取行动打击犯罪，保障华裔社区安全。不久后，又有两起绑架案发生，三名受害者都是菲律宾人，让全国范围内都点燃起了针对治安问题的愤怒。
局面直到1999年开始才有所好转。时任菲律宾总统格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撤换了原有的国家警察局局长，任命了常年负责反绑架和反腐败工作的潘菲洛·拉克森（Panfilo Lacson）担任这一要职。拉克森着力消除警员中的“贿赂文化”，他拒绝收受大集团的贿赂，也禁止警察勒索小贩，并将财政和后勤85%的资源分配给警察一线部队，仅15%留在警察总部。蔡友铭记得，拉克森的执法风格也非常“铁腕”，他允许警员在执勤中直接打死有反抗行为的绑匪。这一做法虽然存在法律争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犯罪分子。
此后，在华人社会的压力下，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还在2003年宣布成立国家反绑架特别工作组（NAKTF），国家警察局也组建了总统反犯罪紧急响应小组（PACER），对绑架事件进行打击。针对华人的绑架案也就渐渐销声匿迹了。
但这些做法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解决治安问题仰赖的执法力量本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洪玉华在《恢复和平与秩序，捍卫人权与人类发展的菲律宾经验》一文里写道，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的独裁统治在1986年被推翻后，曾在军事戒严时期（1971年到1986年）被优待的军队和警察系统权力被削弱，他们赚取外快的机会不再。1995年警察管理办公室的一份内部报告称，当时一级到三级警官中有6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于是，警察逐渐成为犯罪组织的一部分。1992年，时任总统菲德尔·拉莫斯解雇了国家警察局局长塞萨尔·纳扎雷诺（Cesar Nazareno），原因便是其手下的高级警官涉嫌参与绑架、赌博和其他犯罪活动。华裔律师蔡威廉（William Chua）用一句话总结菲律宾“警匪勾结”的程度：“在纽约，警方对绑架案的反应时间为七分钟；在伦敦，警察只需三分钟就能抵达现场；菲律宾的警察反应速度是最快的，犯罪发生时，他们就能到达现场。”这也是为什么马尼拉成为举世闻名的“绑架之都”：20世纪90年代中叶，哪怕是在“阿布沙耶夫组织”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不断制造分离主义和激进主义武装活动的棉兰老岛（Mindanao Island），每年发生的绑架案都没有首都地区多。
1993年1月，15岁的华裔女孩夏玲（Charlene Mayne Sy，音译）在上学途中被绑架，在解救行动中被绑匪主谋当成“人盾”，在警方与绑匪的交火中被射杀。夏玲之死使菲律宾华人意识到，必须主动争取自己的安全和权益。洪玉华组织起“恢复治安运动”，领导华裔民众在岷伦洛举行了声援夏玲的游行和罢工罢课活动，那场游行队伍蔓延了10公里，有2万多人参加。人们印制了10万张写着“夏玲之后，下一个是谁？”的海报，举在人群中，贴在车上、商店门口，希望菲政府采取行动打击犯罪，保障华裔社区安全。不久后，又有两起绑架案发生，三名受害者都是菲律宾人，让全国范围内都点燃起了针对治安问题的愤怒。
局面直到1999年开始才有所好转。时任菲律宾总统格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撤换了原有的国家警察局局长，任命了常年负责反绑架和反腐败工作的潘菲洛·拉克森（Panfilo Lacson）担任这一要职。拉克森着力消除警员中的“贿赂文化”，他拒绝收受大集团的贿赂，也禁止警察勒索小贩，并将财政和后勤85%的资源分配给警察一线部队，仅15%留在警察总部。蔡友铭记得，拉克森的执法风格也非常“铁腕”，他允许警员在执勤中直接打死有反抗行为的绑匪。这一做法虽然存在法律争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犯罪分子。
此后，在华人社会的压力下，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还在2003年宣布成立国家反绑架特别工作组（NAKTF），国家警察局也组建了总统反犯罪紧急响应小组（PACER），对绑架事件进行打击。针对华人的绑架案也就渐渐销声匿迹了。
2019年起，菲律宾又陆续出现了一些绑架事件。蔡友铭说，当时，由于受害者基本都是中国籍人士，和菲律宾本土华人没有交集，因此“华裔也不太关心”。在马尼拉从事跨境电商的中国人阿军几年前曾在一个商会饭局上认识了郭从愿，但后来和他来往不多，他告诉本刊，对方作为知名侨商，可能不愿意和他来往，“因为一方面他生意体量大；另一方面是，他是在这里多年的华侨，都觉得我们这些后来者是‘搞诈骗的’”。
后来者，指在菲律宾离岸博彩热的大潮中大批到来的中国人。作为菲律宾华裔中的一员，蔡友铭证实了阿军的直觉。2024年，蔡友铭到印尼万隆参加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主办的学术会议，他在会议论文里写到，他不把博彩业者看作“移民”，“他们形成了一个‘泡泡’，有自己的一个圈子，一些人连马尼拉的中国城在哪儿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当地有中文报纸、中文学校”。至于来菲律宾的原因，“不是来赚快钱，就是来钻菲律宾社会的漏洞、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
2019年起，菲律宾又陆续出现了一些绑架事件。蔡友铭说，当时，由于受害者基本都是中国籍人士，和菲律宾本土华人没有交集，因此“华裔也不太关心”。在马尼拉从事跨境电商的中国人阿军几年前曾在一个商会饭局上认识了郭从愿，但后来和他来往不多，他告诉本刊，对方作为知名侨商，可能不愿意和他来往，“因为一方面他生意体量大；另一方面是，他是在这里多年的华侨，都觉得我们这些后来者是‘搞诈骗的’”。
后来者，指在菲律宾离岸博彩热的大潮中大批到来的中国人。作为菲律宾华裔中的一员，蔡友铭证实了阿军的直觉。2024年，蔡友铭到印尼万隆参加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主办的学术会议，他在会议论文里写到，他不把博彩业者看作“移民”，“他们形成了一个‘泡泡’，有自己的一个圈子，一些人连马尼拉的中国城在哪儿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当地有中文报纸、中文学校”。至于来菲律宾的原因，“不是来赚快钱，就是来钻菲律宾社会的漏洞、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
2019年起，菲律宾又陆续出现了一些绑架事件。蔡友铭说，当时，由于受害者基本都是中国籍人士，和菲律宾本土华人没有交集，因此“华裔也不太关心”。在马尼拉从事跨境电商的中国人阿军几年前曾在一个商会饭局上认识了郭从愿，但后来和他来往不多，他告诉本刊，对方作为知名侨商，可能不愿意和他来往，“因为一方面他生意体量大；另一方面是，他是在这里多年的华侨，都觉得我们这些后来者是‘搞诈骗的’”。
后来者，指在菲律宾离岸博彩热的大潮中大批到来的中国人。作为菲律宾华裔中的一员，蔡友铭证实了阿军的直觉。2024年，蔡友铭到印尼万隆参加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主办的学术会议，他在会议论文里写到，他不把博彩业者看作“移民”，“他们形成了一个‘泡泡’，有自己的一个圈子，一些人连马尼拉的中国城在哪儿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当地有中文报纸、中文学校”。至于来菲律宾的原因，“不是来赚快钱，就是来钻菲律宾社会的漏洞、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
2024年2月到3月，菲律宾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PAOCC）突袭了位于打拉省班班市的宝富园区，警方从园区里的宏盛科技（Hongsheng Gaming Technology，Inc.，音译）和尊元科技（Zun Yuan Technology，Inc.，音译）两家公司中，分别解救了800多名和600多名工人，其中仅尊元科技的600多名员工中就有202名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人士。被解救者称，他们在园区里目击了诈骗等非法活动，外国工人多为非法移民，在园区期间曾遭受虐待和折磨。
媒体和参议院调查发现，宝富园区的水电费和物业费是班班市长爱丽丝·郭交的，而园区的地理位置恰好紧邻班班市政府大楼。园区的地块曾被爱丽丝·郭买入，宏盛科技的博彩牌照也由她申请，且她与几位商业合伙人共同成立了拥有宝富园区的地产开发企业。甚至爱丽丝·郭的身份本身就是假的。事实上，她1990年出生于中国福建，12岁时持中国护照入境菲律宾，护照上的名字是“郭华萍”。2024年6月，郭华萍一度潜逃出菲律宾，当年9月在印尼被捕后被引渡回菲律宾。
这个光怪陆离的故事或许能解释郭从愿案件中的种种离奇之处。在警方公布的郭从愿案犯罪嫌疑人中，许多人都使用多个名字，如此前被抓获的理查多·奥地利，也被称作里查德·谭·加西亚（Richard Tan Garcia）；雷马特·卡特奎斯塔则有个外号“胖子”。而龚雯莉除了阿欣（Axin），在警方通报中，还有多个别名，包括凯利·谭·林（Kelly Tan Lim）、鲍文丽（Bao Wenli）、和黄燕玲（Huang Yanling）。
蔡友铭解释说：“菲律宾并没有统一的身份证制度，民众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各种证件作为身份凭证，比如驾照、社保卡等。虽然申领这些证件通常需要出生证明，但在一些偏远或贫困地区，人们甚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仅凭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也能申请。”这种制度漏洞，给一些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在生活中，甚至被警方逮捕时，都可能轻易使用不同身份，从而混淆视听、掩盖真实背景。
警方发言人让·法哈多表示，郭从愿案件中中国籍犯罪嫌疑人戴维·谭·廖除了郭从愿案以外，还涉及另外五起绑架案，其中一起案件所使用的红色福特SUV，正是抛尸郭从愿和他司机的那辆车。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能够以不同的身份远离牢狱之灾：有时候，他是杨建民（Yang Jianmin，音译），有时候是萧长江（Xiao Chang Jiang，音译），有时候是迈克尔·阿加德·杨（Michael Agad Yung）。
郭从愿案发酵期间，菲律宾民间反犯罪人士阿塞尼奥·埃万杰利斯塔（Arsenio “Boy” Evangelista）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戴维·谭·廖曾与总统小马科斯的姐姐参议员伊梅·马科斯（Imee Marcos），及前总统发言人哈里·罗克（Harry Roque）等知名政界人士在公开活动上的合影，只是当时他用的名字是“杨建民”。蔡友铭手下的记者在2024年9月30日拍下的照片显示，“杨建民”和郭从愿出席了同一个华人社团活动。可能，如此“高明”的身份切换术正是令郭从愿放下了戒心的原因之一。
